第1187章.铁列克提之战（11.从英雄到叛徒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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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列克提之战（中篇小说）张宝同
“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，可是，几天之后，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***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我非常不愿意参加，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，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。可是，我又不能回绝，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，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。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，不是苏军的战俘。
因为我要参加，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。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，全场起立，掌声经久不息，‘欢迎同胞回国’的口号如山呼海啸。
我上到了主席台上，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。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，‘被俘’一词被改成了绑架。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，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，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。当我做完报告，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，‘打倒苏修，打倒新沙皇！’可是，会后，我就在想，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，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？
之后，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。开始，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，结结巴巴地念着，到后来，我都不用看稿，就能慷慨激昂，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。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，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‘英雄’的感觉。
本来，在我被俘之后，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，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。很快，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。我全家悲痛欲绝，我娘哭的死去活来，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。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，1969年却打仗死了，好歹是个烈士，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。
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，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。这样算下来，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。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，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。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，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。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，高度腐烂，不宜让家属辨识。
可是，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，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。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，因为我人没死，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，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？好在人还活着，钱就不是问题。所以，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。
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。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。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，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‘拍’地一立正，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，把我爹称为‘英雄的父亲’。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。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，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，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。
10月1日，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，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。那天下午，我刚做完报告，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，对我说，‘袁国孝，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。’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，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，说，‘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。可我还是普通一兵。’
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。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，是战友，又是病友，所以，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。他显得有些恢心，说，‘我真倒霉，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，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，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。’说着，便长长地叹着气。我安慰着他说，‘你还年轻，又懂得医学，以后会大有前途呢。’可他还是很悲观，说，‘有啥前途？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，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，过不了多久，就能当上排长连长，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。’
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，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，人家是真正的英雄，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，而且是打了胜仗，为国家立了大功，争了大光。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，所以，从这点来说，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。我问他以后啥办。他摇了摇头，说，‘我也不知道，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。’
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，到了十月下旬，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。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，进到了烈士陵园，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，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。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，牺牲了25人，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，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。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，37岁。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，他们只有17岁。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，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。在这些烈士中，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，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。我也被记为二等功。
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，我感慨万千：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，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。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，两人抱头大哭。哭过一会，我对着墓碑说，‘李排长啊，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，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，对不起呀！‘
这次托里之行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，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。当天晚上，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，不让我在部队干了。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，前程远大，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。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，说，‘你是要你妈，还是要你的前程？’
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，也想了很多。突然间，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：这到底有啥意思？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，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？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，他们人都不在了，还会考虑什么前程？
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，随后不久，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。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。说到塔斯堤哨所，没啥人知道，可是要是说到‘小白杨’哨所，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，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‘一棵呀小白杨，长在哨所旁’的那个哨所。6.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，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。
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，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。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，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。这个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，嫌它枯燥，嫌它辛劳，想着永远地离开它。可是，我在外面转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，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。但不管怎样，在离开它两三年后，再回到它的怀抱，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。
我站在村头，望着这片广阔、干黄而贫脊的土地，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。这片土地，千百年来，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，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。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，离开了这里，可是，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，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。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。
回村不到二十天，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，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，我看过她的照片，她也见过我，我们算是自由恋爱。从此，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。我从小就是农民，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，因为我还是个学生，可是现在，我就跟父亲一样了，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。
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。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。过去，我是个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的人，可是现在，我变得寡言少语，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。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，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。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，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，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。
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英雄，却没有入党，没有提干。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：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，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，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.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。可我没有，而且连党都没有入。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是后来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入党，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。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，所以，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。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，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。现实就是这样，谁也无法改变。
没过很久，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。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，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，而我被苏军俘虏了，如果我没有叛变，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；如果我是英雄，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？而且，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。对这种传言，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，可是，后来一想，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，越描越黑，所以，我就不予理睬。
可是，那天晚上，我表侄女跑到我家，对我说，‘叔呀，玉兰说你不是英雄，是叛徒，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，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，捅破了你的牛皮。说你其实就是叛徒。’
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，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。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？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。听着这话，我不能再装傻吊了。否则，到了明天，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。于是，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。当时天已经黑了，我站在玉兰家门前，对玉兰她妈说，‘玉兰妈，我找玉兰问句话。’玉兰妈说，‘问啥话？’我说，‘你不管，我只问一句话。’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。玉兰见我站在门口，吓得不敢出来，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。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，‘玉兰呀，你咋说我是叛徒呢？’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，‘我是听别人说的。’我就问，‘你听谁说的？’玉兰不敢说，还是她妈逼着她，说，‘你说话呀，你到底听谁说的？’玉兰哭着说，‘是翠花给我说的。’
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。我要去找翠花，可玉兰妈拦住了我，说，‘大兄弟，你别去找人家了，说你是叛徒这话，都在村里传成啥了，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。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。’
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，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。难怪近一两个月来，村里人总是躲着我，对我爱理不理的，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。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，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来到了大队部，找到大队书记，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，要我找公社。我就去找公社，可公社书记说，‘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，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。’我又去了县武装部。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，‘你到底变没变节，我们又不知道，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？’
跑了一天，不但没办成事，反把我气得胃疼。听着他们那话，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。我真是哭天无泪，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。
没过几天，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，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，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，‘你个叛徒，败类？’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，就一下冲过去，抓住他的衣领，喊道，‘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、是败类？老子身上有伤，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。’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，用蔑视的口气说，‘别吹了，你是英雄，咋不见你入党，不见你当官呢？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？’我气得肺都爆炸了。我对他说，‘好，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，还是叛徒。’
我气得要发疯了，回到家，牵着家里的羊，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。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，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要往集上送，就要劝阻我，可我啥话也听不进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，‘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？’听着这话，妻子也没敢再拦我。
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，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，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。政治部副主任见我来了，就很奇怪，问我，‘这大老远的，怎么就跑来了？’我掉着眼泪对他说，‘村里人说我是叛徒。’副主任问我，‘为什么？’我说，‘他们说我一没入党，二没当官，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，所以，就说我是叛徒。’副主任说，‘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？’我说，‘找了，可是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。’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：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，参加铁列克提战斗表现勇敢，身上多处受伤，被苏军俘虏之后，坚贞不屈，并荣获二等战功。特此证明。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。
从塔城回到家里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，拿给村里其他人看，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，是英雄。然后，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，让他们看。最后县武装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。”
铁列克提之战（中篇小说）张宝同
“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，可是，几天之后，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***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。我非常不愿意参加，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，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。可是，我又不能回绝，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，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。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，不是苏军的战俘。
因为我要参加，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。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，全场起立，掌声经久不息，‘欢迎同胞回国’的口号如山呼海啸。
我上到了主席台上，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。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，‘被俘’一词被改成了绑架。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，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，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。当我做完报告，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，‘打倒苏修，打倒新沙皇！’可是，会后，我就在想，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，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？
之后，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。开始，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，结结巴巴地念着，到后来，我都不用看稿，就能慷慨激昂，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。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，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‘英雄’的感觉。
本来，在我被俘之后，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，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。很快，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。我全家悲痛欲绝，我娘哭的死去活来，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。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，1969年却打仗死了，好歹是个烈士，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。
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，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。这样算下来，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。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，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。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，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。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，高度腐烂，不宜让家属辨识。
可是，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，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。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，因为我人没死，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，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？好在人还活着，钱就不是问题。所以，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。
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。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。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，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‘拍’地一立正，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，把我爹称为‘英雄的父亲’。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。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，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，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。
10月1日，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，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。那天下午，我刚做完报告，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，对我说，‘袁国孝，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。’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，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，说，‘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。可我还是普通一兵。’
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。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，是战友，又是病友，所以，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。他显得有些恢心，说，‘我真倒霉，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，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，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。’说着，便长长地叹着气。我安慰着他说，‘你还年轻，又懂得医学，以后会大有前途呢。’可他还是很悲观，说，‘有啥前途？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，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，过不了多久，就能当上排长连长，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。’
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，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，人家是真正的英雄，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，而且是打了胜仗，为国家立了大功，争了大光。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，所以，从这点来说，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。我问他以后啥办。他摇了摇头，说，‘我也不知道，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。’
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，到了十月下旬，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。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，进到了烈士陵园，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，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。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，牺牲了25人，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，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。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，37岁。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，他们只有17岁。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，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。在这些烈士中，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，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。我也被记为二等功。
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，我感慨万千：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，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。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，两人抱头大哭。哭过一会，我对着墓碑说，‘李排长啊，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，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，对不起呀！‘
这次托里之行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，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。当天晚上，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，不让我在部队干了。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，前程远大，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。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，说，‘你是要你妈，还是要你的前程？’
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，也想了很多。突然间，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：这到底有啥意思？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，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？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，他们人都不在了，还会考虑什么前程？
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，随后不久，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。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。说到塔斯堤哨所，没啥人知道，可是要是说到‘小白杨’哨所，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，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‘一棵呀小白杨，长在哨所旁’的那个哨所。6.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。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，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。
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，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。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，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。这个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，嫌它枯燥，嫌它辛劳，想着永远地离开它。可是，我在外面转了一圈，又回来了。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，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。但不管怎样，在离开它两三年后，再回到它的怀抱，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。
我站在村头，望着这片广阔、干黄而贫脊的土地，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。这片土地，千百年来，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，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。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，离开了这里，可是，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，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。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。
回村不到二十天，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，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，我看过她的照片，她也见过我，我们算是自由恋爱。从此，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。我从小就是农民，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，因为我还是个学生，可是现在，我就跟父亲一样了，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。
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。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。过去，我是个性格开朗，爱说爱笑的人，可是现在，我变得寡言少语，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。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，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。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，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，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。
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，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英雄，却没有入党，没有提干。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：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，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，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.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。可我没有，而且连党都没有入。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但是后来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入党，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。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，所以，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。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。可是，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。现实就是这样，谁也无法改变。
没过很久，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。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，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，而我被苏军俘虏了，如果我没有叛变，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；如果我是英雄，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？而且，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。对这种传言，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，可是，后来一想，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，越描越黑，所以，我就不予理睬。
可是，那天晚上，我表侄女跑到我家，对我说，‘叔呀，玉兰说你不是英雄，是叛徒，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，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，捅破了你的牛皮。说你其实就是叛徒。’
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，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。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？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。听着这话，我不能再装傻吊了。否则，到了明天，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。于是，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。当时天已经黑了，我站在玉兰家门前，对玉兰她妈说，‘玉兰妈，我找玉兰问句话。’玉兰妈说，‘问啥话？’我说，‘你不管，我只问一句话。’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。玉兰见我站在门口，吓得不敢出来，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。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，‘玉兰呀，你咋说我是叛徒呢？’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，‘我是听别人说的。’我就问，‘你听谁说的？’玉兰不敢说，还是她妈逼着她，说，‘你说话呀，你到底听谁说的？’玉兰哭着说，‘是翠花给我说的。’
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。我要去找翠花，可玉兰妈拦住了我，说，‘大兄弟，你别去找人家了，说你是叛徒这话，都在村里传成啥了，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。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。’
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，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。难怪近一两个月来，村里人总是躲着我，对我爱理不理的，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。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，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来到了大队部，找到大队书记，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，要我找公社。我就去找公社，可公社书记说，‘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，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。’我又去了县武装部。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，‘你到底变没变节，我们又不知道，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？’
跑了一天，不但没办成事，反把我气得胃疼。听着他们那话，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。我真是哭天无泪，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。
没过几天，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，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，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，‘你个叛徒，败类？’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，就一下冲过去，抓住他的衣领，喊道，‘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、是败类？老子身上有伤，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。’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，用蔑视的口气说，‘别吹了，你是英雄，咋不见你入党，不见你当官呢？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？’我气得肺都爆炸了。我对他说，‘好，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，还是叛徒。’
我气得要发疯了，回到家，牵着家里的羊，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。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，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要往集上送，就要劝阻我，可我啥话也听不进，歇斯底里地喊道，‘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？’听着这话，妻子也没敢再拦我。
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，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，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。政治部副主任见我来了，就很奇怪，问我，‘这大老远的，怎么就跑来了？’我掉着眼泪对他说，‘村里人说我是叛徒。’副主任问我，‘为什么？’我说，‘他们说我一没入党，二没当官，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，所以，就说我是叛徒。’副主任说，‘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？’我说，‘找了，可是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。’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：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，参加铁列克提战斗表现勇敢，身上多处受伤，被苏军俘虏之后，坚贞不屈，并荣获二等战功。特此证明。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。
从塔城回到家里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，拿给村里其他人看，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，是英雄。然后，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，让他们看。最后县武装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。”